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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抗药性加强,福兮?祸兮?

2021-06-07 19:26:17 字号:

说起杂草的抗药性其实就是基因的转变,杂草为能适应环境生存而进化,逐渐对部分产生免疫。杂草抗药性的加强对农药行业来说有着重要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到底是福是祸还要看农药企业如何看待。

 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一度被视为“魔法剂”;有着广谱的除草功能,使用简单、安全,降解迅速,美国农民曾经几乎人手一瓶。然而,近年来“魔法剂”渐渐失灵了。据报道,从2000年开始,至少10种能够抵抗“农达”的杂草在美国22个州祸害了上百万公顷耕地。更引起关注的是,2008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称,在耐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田地中,2008年的除草剂使用量和1996年相比,增加了一倍。

 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卢宝荣教授长期从事转基因水稻的“基因漂移”研究,他发现,即便是具有亲缘关系的物种,“基因漂移”成功的概率也会随着植株之间的间隔距离增加而迅速下降。卢宝荣分析,抗性杂草才是除草剂用量增加的罪魁祸首。生物抗性的产生,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对除草剂抗性弱的杂草死了,抗性强的活着,田里的杂草都是“强者”的后代;下一轮,同样弱的死、强的活;一轮轮下来,杂草的抗性越来越强。杂草有了抗性,就需要喷洒更多的除草剂。

 蹊跷的是,在转基因作物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使用除草剂了,为何抗性问题近年来才大规模爆发?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肖国樱指出,以前农民可选用的除草剂品种很多,这些除草剂各有针对性,农民可根据作物选择,而且轮换使用,就不至于让抗性快速积累。

 转基因作物让农民的选择余地变小了,由于耐性基因和除草剂“绑定”,比如在大豆中引入耐草甘膦的转基因,那就只能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结果,美国90%种大豆的农户选用了同一种除草剂。

 转基因作物还改变了农耕模式。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说,在传统农业中,农民以翻耕、在播种前的土地中喷洒除草剂、人工拔草等“组合拳”对付杂草;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问世后,农户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农作物的整个生长周期中使用除草剂,这无疑加大了除草剂的使用量。

  人们对付杂草的思路是:研制除草剂,研究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农作物。然而,耐除草剂转基因并没有解决杂草问题,反而带来了抗性难题。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所长沈国辉的建议是:“把养草灭草、水层控草等传统农耕措施和机械防治、生物防治等手段综合起来使用。”然而,如果强制农民用综合手段,农民根本就不会花更多的钱去买转基因种子;如果不强制用综合手段,既然喷药简单省事,多数农民就不会让自己“更辛苦一点”。

  也有专家建议,使用不同的除草剂来抵消抗性的增长,但目前很多转基因作物都引入了抗草甘膦基因,目的是在田间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如果换一种除草剂,势必要给农作物“植入”与之相应的“抗体”,这种新的转基因作物要经过一系列严格检测,以保证它对其他生物和环境无害,这项研究势必要花费许多人力物力。有人担心,研究出了新除草剂,会不会进一步增强杂草抗性,其积累速度和规模,一旦超过新品种除草剂的研发速度,后果难以设想。

  耐除草剂转基因技术是一场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博弈。因噎废食不可取,但人们还是希望,在还没有把握解决杂草抗性问题时,不要在耐除草剂转基因上一条路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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